网贷口子

中国催收业的黑化

01

公元前298年 。田婴,这位曾俘虏了魏太子申、杀死了魏将庞涓的齐威王少子被任命为相国 ,封于薛地,即今日的山东枣庄薛城区一带。田婴死后,田文继承其父封爵 ,仍居薛邑称薛公,号孟尝君。

孟尝君有食客3000余人,接待门客的费用 ,皆取于封地的租税,由于远远不够支出,他开始放债 ,每年收取利息 。

一个名叫冯谖的人 ,是孟尝君3000食客之一。孟尝君派冯谖前往薛地收取债息,“得息钱十万”。但交纳不出息钱的仍是多数 。冯谖想了一个办法,用收到的息钱置酒买牛 ,并贴出告示:“凡欠孟尝君息钱的,无论是不是有钱偿还,都携带债券来验证。 ”

公告之下 ,欠债人皆如期而来,酒足饭饱中,冯谖暗中观察欠债人贫富情况。宴会后 ,冯谖令富有者限期还钱;将贫困者债券一一焚毁,无需再还,世称“焚劵市义” 。

《史记·孟尝君传》里的这段佳话 ,孟尝君收到了美德的名声 。都出于冯谖焚券的“义举”。

孟尝君放债取息是史书中最早关于放债催收的记载。“讨债 ”2300多年历史里的后来者,却未能续承这种好名声 。

02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当前的现金贷 、助贷等业务,也是前人玩剩的模式。这一模式在宋朝时业已成形 ,那时 ,“钱民”(高利贷者)与“行钱”结成了放贷联盟,“行钱 ”为“钱民”放债,利息的二分之一归“行钱” ,“权其子而得其半 ” 。

洪迈的《夷坚志》描写了一个发生于南宋1178年的催债事件。抚州人陈泰贩布起家后,在崇仁、乐安、金溪一带放贷。乐安人曾小陆向陈泰借了500贯“行钱 ”放贷,放贷赚钱后曾小陆开了货栈 ,“积布至数千匹”,这一年,陈泰来催债 ,曾小陆看到他只带了一个仆人来,想赖账,“妄起不义之心” ,将陈泰杀了埋在屋后竹林里 。

在疯狂的现金贷 、校园贷时代,放贷机构用来风险定价的方式是“高利率覆盖高坏账 ”,而许多平台唯一的风控模式就是催收。

这种高利率下的暴利模式与唐、宋以来的高利贷没有本质区别 ,债务人背负着高利率、利滚利的恶循环 ,放债人固守着高利率 、重催收的经营模式,这其中,暴力滋生而出。

催债黑历史从来就没有停歇过 。从宋朝行钱、到明、清乃至民国时期钱庄票号 ,高利贷下的暴力讨债是民间社会最持久的阴影。

在这片持续至今的阴影下,有着相似的构造:高利贷,让借款人跳入“金融陷阱”;暴力催收 ,让借款人走向绝境。而在放贷人这面,高利贷和暴力催收从不被民众正眼相看,它们充斥着恶与利益 ,与黑社会关系紧密 。在这里,最先沦陷的是道德底线,而非法律红线 。

03

5年以来 ,网贷行业和催收行业出现了显著的倒挂现象,当网贷行业处于上升期的2013年~2016年,第三方催收公司未成气候 ,当2016年以来的现金贷 、网贷风险喷发时 ,催收机构迅速崛起。

与宋朝的“行钱”相比,互联网信贷兴起后,规模化和效率化的放贷或催收成为主要形式 ,本质未变,变的是手段与形势。风险本质仍那么的相似:

2016年,河南牧业经济学院大二学生郑某由于高利向网贷平台借款之后无力偿还 ,转而以贷还贷,在14家校园网贷平台“拆东墙补西墙 ”式负债近60万元,最终在软暴力催收下绝望跳楼 。

站在互联网时代的高利贷高楼上 ,能看见这个惨剧的几个横切面,一个是“自杀式贷款”,一边是高息暴利放贷 ,而直接导火索是暴力催收。

实际上,在互联网的外衣下,催收行业因多元化的技术手段“诱惑” ,陷入更多道德与法律困境 ,如采集信息过程中容易触发的隐私侵犯,短信与电话催收中容易突破的“软暴力 ”边界。

在新金融洛书看来,征信缺失 、政府腐败 ,法律漏洞频现都是不成熟金融市场常见的病症,并且伴随着并发症如暴力催收、制度失调与追逐暴利等 。

而在过度授信、高利贷 、暴力催收的“恶”闭环之内,借款人更容易陷入“金融陷阱”;更须警惕的是 ,在互联网金融被拉入道德黑洞,和大数据、人工智能的技术黑箱夹击下,金融科技可能面临失控的未来。

04

1995年以来 ,中国监管者就开始禁止设立讨债公司,催收“行业 ”是至今没有主管部门、没有出台专门的监管政策的行业。

当中国的P2P行业逐渐消亡至1000家存量机构时,个人信贷催收机构已崛起至5000多家 ,而它们却集体“匿名化”存在 。这种“倒挂”更像是风险爆发与信用环境恶化的产物。

“催收 ”之所以称为“行业 ”,还只是在催收个人及机构群体的口中出现。更广的社会大众体系里,催收“行业”仍是一种匿名化的存在 ,不被认可为一种“行业” 。

按照监管对象来划分 ,当前催收行业可以分为银行业机构催收团队,互联网信贷公司催收团队 、第三方催收公司,三者中 ,催收公司群体最为庞大,这种集体匿名化成了中国5000多家催收公司、30多万从业者耿耿于怀的焦虑。

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发展历史,讨债之人的基本上都被定义成一种“恶人 ” ,它们与黑恶势力关系暧昧,“黄世仁”这种形象几乎固化了大众对这个群体的潜意识,而2017年以来的暴力催收问题 ,正在巩固新时代大众的思维。

在新金融洛书看来,催收是一门道德底线低于法律红线的行业,它所引发的民众情绪与社会负面影响相比对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作用更为显性 。这或许是它至今不被官方认可的原因之一 。

背负了数千年的恶名之后  ,中国催收行业的从业者正在希望从政策立法、监管确权 、行业自律三方面为行业立名。但这条路在恶名之下的社会成见中太过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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